栏目: 中华文脉 中国文脉   作者:佚名   热度:

  柳永为慢词打开新的话语场,因为他,女性在流行文学中争取到有限的自主性,即便是男性作者想象的自主,这仍然冲击甚至颠覆了精英文学塑造的消极女性。恰恰是这点,造成柳永的名声急转直下。

  在宋代官场网络里传播的词

  柳永的另一则著名传闻是他曾求问晏殊:“我们都填词,为何我被皇帝厌恶?”晏殊回他:“因为我从不写‘针线闲拈伴伊坐’这种词。”这个段子传开时,柳永已经身故,他和晏殊很可能从未谋面,这则传闻是后人附会的。晏殊写过许多与“往事旧欢”有关的词,措辞之露骨,更甚于柳永。上述这种轶闻的产生,揭示了在官场网络中作为社交方式的词,和市民社会里消费的词,是不同的。

  晏殊15岁时考中进士,有神童美名,他受仁宗器重,一生身居要职,在11世纪上半叶权倾朝野。晏殊的家宴有盛名,宴会现场集合了宋朝政坛最有权力的男人们,大多是位高权重的士大夫,即使偶尔有年轻男子受邀,但这群人的年龄在30至60岁之间,不会有少年郎。他们在酩酊时,听到晏府家班的小歌女们唱起缠绵的词,这让他们有一瞬间远离仕宦烦忧,被勾起心底的柔情,甚至可能因此落泪。

  晏殊在宴席中写过一首《浣溪沙》,挽留一位想要提前离席的高官:“只有醉吟宽别恨,不须朝暮促归程。雨条烟叶系人情。”宽别恨,系人情,寥寥几个字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“失恋”,酒精和少女的歌声让那位政务缠身的官员想起在私人生活贪恋、然而不被公共价值认可的东西。在花园饮宴的特定情境里,词张开了一个疏离于男性公共世界的结界,它是感性的,专注于自我,它把大一统的理想短暂地排斥在外。

  国家,功名,家庭,都淡去了,身居高位的男人们片刻之间沉溺于惆怅的柔情,早已消逝的爱情和不在场的情人以温柔的力量瓦解了他们的雄心——这显然和社会约定俗成的等级观念与价值体系相悖。而晏殊特别的才能在于,他的小令控制了逃避主义的尺度。另一首《浣溪沙》有这样的下半阙: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“空念远”三字微言大义,他袒露了逃避责任的渴望,忧思前途,但逃逸的方向不是向过去寻求虚无的慰藉,而是接受此时此刻的诱惑,怜取眼前人,活在当下。

  词的表演属性走向终结

  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或第八个儿子,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关于他生平的记录,对他的生卒年份的考据,来自晏氏家谱——他生于1038年,卒于1110年,是苏轼的同辈人。

  晏几道和苏轼是北宋文化里耐人寻味的一组对照。苏轼拥有激烈的性情,且随时会在作品中展示,晏几道则用尽办法在写作中遮掩锋芒。苏轼革新了词的写作,晏几道仿佛留在父辈迷恋的小令传统里,用固执的保守主义呵护旧日风格,但他在自己的时代里写出了新的东西,用新的修辞给小令的陈旧的文体注入了新的可能。最后,晏几道对小令的改造,和苏轼的“以诗入词”,殊途同归地终结了小令的致幻和表演属性。黄庭坚是晏几道的好友,他敏锐地意识到:“士大夫传之,以为有临淄之风耳,罕能味其言也。”世人恭维晏几道子承父风,其实很少有人读懂他。

  晏殊写《红窗听》,开始于“记得香闺临别语。彼此有、万重心诉。”晏几道的《玉楼春》结束于“忆曾挑尽五更灯,不记临分多少话。”父子俩在回忆的主题迷宫里分道而行,晏殊一次次在酒酣时写下,“我记得。”而晏几道总是踟蹰的,他说:“我忘不了分别的场面,却想不起许多的细节。”他赋予“往事旧欢”这个词作的永恒母题以新的写法——当下的欢愉触动记忆的开关,时间变形,虚实之间,真相已经模糊,逝去的时光在言语中被再现,被重建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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